桑青是旅美聂华苓通过努力探索、精心塑造的文学形象。这个形象来自作者最喜欢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桑青原先是位纯真的少女，在时代发生巨大变迁的年岁里她颠沛流离，不断逃亡，到了异国他乡，她逐渐转变为精神分裂的桃红。桑青以她的心路足迹谱成一支没唱全的浪子的悲歌，那强烈的旋律和层次丰富的和弦道出了海内外许多中国人的心声，引起人们的理解共鸣。

抗日战争后期，亡命的日本侵略军在湘西鄂北又发动大战。纯洁天真的桑青从家中出走，乘船沿长江西上逃亡。木船在四川瞿塘峡搁浅，他们被困在船上，绝望中调侃嬉闹。进入青春期的桑青在艰难困顿而空虚的境地更深地感受到性苦闷和性的骚动，桑青觉得“我醒来时候两个奶头还是痒痒的”。船上的人们也时常谈起战争年代的性的故事。桑青注意到同行的一位要去重庆参加远征军的流亡学生，他爱吹箫。在那夏季的深夜，睡了一觉又被箫声惊醒的桑青，走到船舱外的甲板上，默默无语地和那位亮出又黑又壮的胸膛的打赤膊的流亡学生初次发生了性关系。

桑青这位十六岁少女的出走，带有青春的反叛意识和对自由生活的朦胧的向往追求。但是她从家偷走并一路带着玉避邪这个封建的象征物的行为，又带有她对旧式家族的潜意识的依恋。正因为她长期以来受到中国传统的封建礼教的深刻影响，以至当今后被不能把握的命运抛到迅疾变化的现代社会中的时候，她就像惊涛骇浪里一只失了舵的小船，难以驾驭自己的理智和感情。此后，桑青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地颠簸。

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内混乱而惶恐。在旧制度处于崩溃前夕，桑青遵奉母命，到北平与喜欢招花惹草的沈家纲结婚。这是桑青有过的唯一的丈夫。而沈家纲对其母亲说，他愿意娶桑青的理由是，因为远来的桑青与北方的女孩子不同，而沈家纲则在北平住得太久了。

解放大军入城后，桑青和沈家纲一起逃离出城。在台湾，桑青有了个女儿叫沈桑娃，她虽幼小但爱写字画画。在台北，桑青的丈夫沈家纲挪用公款，被台湾当局通缉，全家终日藏匿在小阁楼上。桑青居住在这个老鼠横行的可怖的环境中，用一大包火柴摆字和手抄金刚经来消磨时间，又写起故事。过了两年提心吊胆、惶惶不安的“阁楼人”的生活。以后，桑青的生活分成两半，白天在阁楼，夜晚在医院照顾一位熟悉的病人直至她故世。不久，沈家纲也去世了。

桑青到了美国。桑娃仍然居住在台湾。她只身在美，是一个尚未获得美国司法部移民局批准居留，受着无法摆脱的挑剔性审查的异乡人。孤独的桑青在洗澡的时候，感受到自己的依然旺盛的生命力，并没有因颠沛流离、挫折打击而失去。她成了一个有家室的华裔教授江一波的情妇，怀了孕，而在江一波的诱迫下不得不堕胎。面对无序而冷峻的现实，她借性的意识和体验来倾吐她心中莫大的痛苦、愤恨和怅惘。她放纵自己，变成了纵欲狂桃红。就这样，她与砍树人、江一波、小邓等人随随便便地发生性关系，把中国的传统观念与道德标准抛掉，变成性变态的精神分裂者。她经历着白热化的精神折磨与痛苦、精神分裂与崩溃。而由桑青转变为桃红，是她精神上的一种自杀，陷入半疯癫状态的她已经沉沦到精神和理智的最低点，她恍惚迷离，思绪一片紊乱，几乎不断句的语句重复跳跃而且不合思维的逻辑。她彻底否定了过去的自己，穿着桃红衬衫、光腿赤脚的她在接受美国移民局职员的调查质询时说： “我不叫桑青!”“我是开天辟地在山谷里生出来的。女娲从山崖上扯了一枝野花向地上一挥，野花落下的地方就跳出了人。我就是那样子生出来的。你们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我到哪儿都是个外乡人。但我很快活。这个世界有趣的事可多啦!我也不是什么精灵鬼怪。那一套虚无的东西我全不相信。我只相信我可以闻到、摸到、听到、看到的东西。”她狂放无羁。当移民局职员请她庄重一点，把解开扣子的衬衫穿好时，桑青(桃红)寓真实于荒谬中地说： “就是我穿着衣服，里面的身子还是赤裸的呀。”这话颇具魏晋风骨。

她振振有词地说明“桃红”与桑青的巨大差异： “就说些小事吧。桑青不喝酒;我喝酒。桑青怕血，怕动物，怕闪光;那些我全不怕。桑青关在家里唉声叹气;我可要到外面去寻欢作乐。雪呀，雨呀，雷呀，鸟呀，兽呀，我全喜欢!桑青要死要活，临了还是死了;我是不甘心死的。桑青有幻觉;我没有幻觉。”“不管天翻地覆，我是要好好活下去的。”她潜意识地感觉到，过去桑青时代的思想依据和生活行为方式再也不能适应当今世界，而如何争取更合乎理性的美好的生活，她又找不到答案，内心十分矛盾痛苦。有“根”的桑青与无“根”的桃红互相纠合、离散，在她的心间开辟了一个胜负难定的拳击竞技场，喧嚣混杂不堪，创造出人物主体中二重性格激烈搏斗的典范。

桑青在美国躲避移民局的追查通缉中，有时搭旅行人的车子，有时搭灰狗车，漫无目的的她永远在路上。当她被美国递解出境时，移民局官员问她愿意到哪儿去，她颓然回答说：“不知道。”一语道破现代流浪的中国人的悲剧，概括了长期漂泊在外，无家可归，有国难投的流亡者的绝望心理和悲惨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