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倩女为元人郑德辉杂剧《迷青琐倩女离魂》中的女主人公。这是一个执着追求爱情幸福并勇于冲决封建樊篱的女性形象。

倩女的父亲张公弼在世之时，曾与衡州王同知有指腹婚约。后王同知夫妇以及张公弼都相继过世，婚约便未得应践。倩女十七岁这一年，王同知之子王文举赴长安应举，顺路往张家探望。不料倩女的母亲以张家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由，有意赖婚，让倩女当面拜了哥哥，又催促文举速赴京师，但得一官半职，回来再成亲。文举无奈，便索长行。倩女见了文举，一往情深，觉得文举“内才外才相称，一见了不由人不动情”。母亲的“间阻”无异于一种催化剂，它使得倩女忿怨之余，芳心牢系，其中不无少女的使气斗性，情绪复杂而微妙。

当倩女随同母亲到折柳亭为文举送行时，她的叛逆性格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对文举的款款深情也更加深浓。暮秋时节，长亭话别，倩女无限伤感。她感到与文举此别，前程难料;心情复杂，故悲痛欲绝。 “恰楚泽深，秦关杳，泰华高。叹人生离多会少”。母亲的间阻，实际上就是礼教的间阻、门阀的间阻，不可逾越。倩女必须抓住现实的机缘，紧紧扼住命运的咽喉， “常言道好事不坚牢，你身去休教心去了”，这正揭示出倩女此刻心情的急切和焦灼。

然而，倩女更关心的仍然是文举的栖于别枝： “哥哥，你若得了官时，是必休别接了丝鞭者。”这种强烈的担心和忧虑在倩女的魂灵追赶上文举时表现得更为明显，或者说倩女所以灵魂出窍，穷追文举不舍，根本的原因恰恰在此。

倩女此种顾虑与《西厢记》中崔莺莺的心病相仿佛。倩女与崔莺莺一样，把爱情看得比功名重要得多。崔莺莺在《长亭送别》中明确表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又说： “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倩女似更为坚贞，当文举问她： “小生倘不中呵， 却是怎生?”倩女毫不含糊地答道： “你若不中呵，妾身荆钗布裙，愿同甘苦!”并说： “你若是似贾谊困长沙，我敢是孟光般显贤达。休想我半星儿意差，一分儿抹搭。我情愿举案齐眉傍书榻，任粗粝淡薄生涯;遮莫戴荆钗，穿布麻。”正是基于这样的深情笃意，倩女才毅然决然地执意追随文举而去。而所谓的“灵犀一点潜相引”，这正是一种真情挚意的爱的理想之幻化，精诚所至，鬼神可通。剧作家乃是将倩女之出窍灵魂作为对倩女叛逆性格的一面来加以强调和歌颂的，或者说，灵魂正是倩女斗争精神的一种假定实际存在的载体。同时，病体又代表着矛盾着的性格的另一面，即逆来顺受，等候命运安排裁定的软弱一面，故而表现为病恹恹，没有活力;而灵魂则表现为生机勃勃，充满追求和力量。灵魂与躯壳的映衬，表现了封建时代闺中女子性格的两个方面，即礼教禁锢给她们造成的沉重精神负担以及对自由美好的爱情生活的无限向往、强烈追求。你看追上了文举的离魂倩女的言词是何等的坚贞不屈，又是怎样的斩钉截铁： “他若是赶上咱待怎么，常言道做着不怕。”一个为自己的爱情幸福敢做敢为，决心挣脱一切羁绊束缚的少女形象兀然站立在面前!当文举讲起“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以及什么“名正言顺”、 “有玷风化”的时候，倩女的离魂出语坚决，掷地有声： “你振色怒增加，我凝睇不归家!我本真情，非为相諕，已主定心猿意马!”看来倩女的灵魂真的要与间阻她真情实爱的礼教做个对头了。这一番披肝沥胆的心里话，使我们看清了倩女那一颗纯洁而又真诚的爱心。相形之下，张倩女比崔莺莺似乎更为主动，更为泼辣，因而理想色彩也就更浓厚一些。在《西厢记》中，王实甫写了崔莺莺的深不可解的自我内心矛盾冲突，即追求自主婚姻同所受礼教拘箝以及战胜自我痛苦的叛逆过程。郑德辉则采取灵魂和躯壳之间的互相侧重和互相补充。这种对应的精心设计，独具匠心。魂魄所担心的“接丝鞭别娶”，在躯壳这里却仿佛应验了。张干的平安家信竟造成了误会，家中卧病的倩女躯壳看到书信上的“文举同小姐一同回家”，竟认为文举真的别娶了。 “刬地接丝鞭别娶了妻室，这是我弃死忘生落来的”。倩女的躯壳恹恹不醒，只会长吁气;倩女的魂魄却是活泼跳脱，一味催文举“莫消停疾进发”。这使得倩女形象既完整又呈现出雕塑般的立体感。

倩女的执着追求结出了果实，当文举同倩女的灵魂归家时，灵魂与躯壳合而为一，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作者赋于他笔下的男女主人公美满的结局，从而成功地完成了倩女形象的塑造。

《倩女离魂》杂剧是在唐人陈玄祐的传奇小说《离魂记》的基础上加以改编和再创造的，同时又明显受到《西厢记》、《墙头马上》的影响。倩女形象融崔莺莺的矜持、深沉和李千金的主动、泼辣于一身，无疑是中国古典戏曲人物画廊中一个成功的大胆追求自主婚姻和自由幸福的贵族少女形象。它上承《西厢记》的余绪，下启《牡丹亭》之先声，在“还魂型”或言“离魂形”的作品中，占有一席重要地位，说它是《西厢记》到《牡丹亭》之间的桥梁亦不为过。而倩女形象，也是中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一个饶有性格、放射出异样光彩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