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史诗

(其一)

误哉秦穆公，身没从三良。

忠臣不违命，随躯就死亡。

低头窥圹户，仰视日月光。

谁谓此可处，恩义不可忘。

路人为流涕，黄鸟鸣高桑。

这首诗所咏为周襄王三十一年即鲁文公六年夏季的事。《左传》记道： “秦伯任好卒，以子东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 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史记·秦本纪》集解引汉儒应劭的注： “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 ‘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黄鸟》诗所为作也。”秦人哀悼三良的诗即《诗经·秦风》中的《黄鸟》。诗中痛惜三良的杀身从君，并描述其殉葬的情景道： “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春秋时秦国的文化比中原各国落后，被东方各国鄙称为“西戎之国”，所以还保留着人殉这一野蛮风俗。秦穆公以三良殉葬的残暴愚昧行径遭到了史家左丘明、司马迁和文学家子夏、毛苌等人的批判，前引《左传》中“君子”的评论基本上代表了他们的见解。但是三良杀身从君的行为却是被后人称赞的。董仲舒发挥先儒的思想，提出了“亘古不变”的“三纲五常”，三纲的第一条即“君为臣纲”，要求臣子为君主尽忠竭力，必要时不惜牺牲生命。三良的行为恰恰就体现了这种封建道德。因而人们在评论这件史事时就有了一个矛盾，既要谴责秦穆公的暴行，又要赞美三良表现出的忠义。阮瑀处于汉末动乱之世，礼崩乐坏，看起来似乎封建的纲常伦理都被废弃，但实际上，要维护封建秩序，不借助于封建的纲常伦理是不可能的。曹操虽然以法治军治国，但他的最终愿望还是使封建社会回到正轨上，实现儒家理想中的清平之治。所以阮瑀尽管生于汉末的混乱年代，思想仍然是儒家的正统思想，他对秦穆公杀三良一事的态度和汉儒是基本一致的，即在谴责秦穆公的同时赞扬三良的忠义。他的这首诗就是通过忠义与生命的矛盾而赞美三良，与他同时的曹植、王粲都有咏三良的诗，其思想主题与这首诗基本一致。阮瑀在诗的一开端就对秦穆公作了批判： “误哉秦穆公，身没从三良。”接着就赞美三良， “忠臣不违命，随躯就死亡”， 作为忠臣，不应违背君主的命令，既然已许诺了“死共此哀”，自然要与他一同去死， “就”是“走向”、 “接近”的意思。但是死终究是一件大可悲的事，人在临死时不能不感到恐惧，于是诗人展示出了这首诗的中心矛盾，即应当为君主尽忠捐躯，还是应当珍惜生命。 “低头窥圹户，仰视日月光”，三良面临着重要决择，一边是黑暗恐怖的墓穴，另一边是日月的光辉即美好的生活。要尽忠就必须死，而要顾惜生命就必然辜负君主的恩义。这一对强烈的矛盾通过这两句诗被十分醒目地突出了。《诗经·秦风·黄鸟》主要突出三良临穴时的恐惧，而阮瑀的诗所突出的则是摆在三良面前的忠义与生命的矛盾冲突。最后他们选择了死亡即忠义， “谁谓此可处，恩义不可忘”， “此”指的是墓穴，代指死亡， “谁谓此可处”这个问句实际上表示否定的意思，即任何人都说死是应当避开的。但是君主的恩义不可辜负，所以三良毅然地死了。他们的忠义行为感动了路人，使路人为之落泪，黄鸟也在高高的桑树上为他们悲鸣。 “黄鸟鸣高桑”一句化用《诗经·秦风·黄鸟》第二章“交交黄鸟，止于桑”之语，既是借景抒情，又切合典故。全诗语言十分朴素，所表达的感情却很充沛，作者将《诗经》“临其穴，惴惴其栗”的直接的心理描写改为“低头窥圹户，仰视日月光”这一俯一仰两个动作，用具体的行动来表现心理，这是汉魏民歌和文人诗常用的方法，这样就使三良临死时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留恋表现得更为强烈，从而更强化了全诗赞美三良之忠义，批判殉葬之残忍的主题。